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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覓母:新的復制者 · 1

[英]理查德·道金斯2018年11月27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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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還沒有對人類作過殊為詳盡的論述,盡管我并非故意回避這個論題。我之所以使用“生存機器”這個詞,部分原因是由于“動物”的范圍不包括植物,而且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也不包括人類。我所提出的一些論點應該說確實適用于一切在進化歷程中形成的生物。如果有必要把某一物種排除在外,那肯定是因為存在某些充分的具體理由。我們說我們這個物種是獨特的,有沒有充分理由呢?我認為是有的。

總而言之,我們人類的獨特之處,主要可以歸結為一個詞——“文化”,我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使用這個字眼的,它并不帶有通常的那種勢利的含義。文化的傳播有一點和遺傳相類似,即它能導致某種形式的進化,盡管從根本上來說,這種傳播是有節制的。喬叟(Geoffrey Chaucer)[*]不能夠和一個現代英國人進行交談,盡管他們之間有大約20代英國人把他們聯結在一起,而其中每代人都能和其上一代或下一代的人交談:就像兒子同父親說話一樣,能夠彼此了解。語言看來是通過非遺傳途徑“進化”的,而且其速率比遺傳進化快幾個數量級。

[*]喬叟(1340~1400),英國著名詩人、作家。——譯者注

文化傳播并非人類所獨有。據我所知,詹金斯(P.F.Jenkins)最近提供的例子最好不過地說明了人類之外的文化傳播。新西蘭附近一些海島上棲息著一種叫黑背鷗的鳥。它們善于歌唱。在他進行工作的那個島上,這些鳥經常唱的歌包括大約9支曲調完全不同的歌曲。任何一只雄鳥只會唱這些歌曲中的一支或少數幾支。這些雄鳥可以按鳥語的不同被分為幾個群體。譬如說,由8只相互毗鄰的雄鳥組成的一個群體,它們唱的是一首可以稱為CC調的特殊歌曲。其他鳥語群體的鳥唱的是不同的歌曲。有時一個鳥語群體的成員都會唱的歌曲不止一首。詹金斯對父子兩代所唱的歌曲進行了比較之后,發現歌的曲式是不遺傳的。年輕的雄鳥往往能夠通過模仿將鄰近地盤的小鳥的歌曲學過來。這種情況和我們人類學習語言一樣,詹金斯在那兒的大部分時間里,島上的歌曲有固定的幾首,它們構成一個“歌庫”(song pool)。每一只年輕的雄鳥都可以從這個歌庫里選用一兩首作為自己演唱的歌曲。詹金斯有時碰巧很走運,他目睹耳聞過這些小鳥是如何“發明”一首新歌的,這種新歌是由于它們模仿老歌時的差錯而形成的。他寫道:“我通過觀察發現,新歌的產生是由于音調高低的改變、音調的重復、一些音調的省略以及其他歌曲的一些片斷的組合等各種原因……新曲調的歌是突然出現的,它在幾年之內可以穩定不變。而且,若干例子表明,這種新曲調的歌可以準確無誤地傳給新一代的歌手,從而形成唱相同歌曲的顯明一致的新群體。”詹金斯把這種新歌的起源稱做“文化突變”(cultural mutations)。

黑背鷗的歌曲確實是通過非遺傳途徑進化的。有關鳥類和猴子的文化進化還可以舉一些其他的例子,但它們都不過是趣聞而已。只有我們自己的物種才能真正表明文化進化的實質。語言僅僅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罷了。時裝、飲食習慣、儀式和風俗、藝術和建筑、工程和技術等,所有這一切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地在進化,其方式看起來好像是高速度的遺傳進化,但實際上卻與遺傳進化無關。不過,和遺傳進化一樣,這種變化可能是漸進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科學事實上比古代科學優越,這是有其道理的,隨著時間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流逝,我們對宇宙的認識不斷改變,而且逐步加深。我們應當承認,目前科技不斷取得突破的局面只能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文藝復興以前人們處在一個蒙昧的停滯不前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歐洲科學文化靜止于希臘人所達到的水平上。但正像我們在第五章里所看到的那樣,遺傳進化也能以存在于一種穩定狀態同另一種穩定狀態之間的那一連串的突發現象而取得進展。

經常有人提到文化進化與遺傳進化之間的相似之處,但有時過分渲染,使之帶有完全不必要的神秘色彩。波普爾爵士(Sir Karl Popper)專門闡明了科學進步與通過自然選擇的遺傳進化之間的相似之處。我甚至打算對諸如遺傳學家卡瓦利–斯福爾澤(L. L. Cavalli-Sforza)、人類學家克洛克(F. T. Cloak)和動物行為學家卡倫(J. M. Cullen)等人正在探討的各個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的一些熱心的達爾文主義者同行對人類行為進行了解釋,但我作為一個同樣熱心的達爾文主義者,對他們的解釋并不滿意。他們試圖在人類文明的各種屬性中尋找“生物學上的優越性”。例如,部落的宗教信仰一向被認為是旨在鞏固群體特征的一種手段,它對成群出獵的物種特別有用,因為這種物種的個體依靠集體力量去捕捉大型的、跑得快的動物。以進化論作為先入之見形成的這些理論常常含有群體選擇的性質,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正統的基因選擇觀點來重新說明這些理論。在過去的幾百萬年中,人類很可能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有親緣關系的小規模群體中。近親選擇和有利于相互利他行為的選擇很可能對人類的基因發生過作用,從而形成了我們的許多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傾向。這些想法就其本身來說好像是言之成理的,但我總認為它們還不足以解釋諸如文化、文化進化以及世界各地人類各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等這些深刻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它們無法解釋特恩布爾(Colin Tunlbull)描繪的烏干達的艾克族人(Ik of Uganda)那種極端的自私性或米德(Margaret Mead)的阿拉佩什人(Arapesh)那種溫情脈脈的利他主義。我認為,我們必須再度求助于基本原則,重新進行解釋。我要提出的論點是,要想了解現代人類的進化,我們必須首先把基因拋開,不把它作為我們進化理論的唯一根據。前面幾章既然出自我的筆下,而現在我又提出這樣的論點似乎使人覺得有點意外。我是個達爾文主義的熱情支持者,但我認為達爾文主義的內容異常廣泛,不應局限于基因這樣一個狹窄的范疇內。在我的論點里,基因只是起到類比的作用,僅此而已。

那么基因到底有什么地方是如此異乎尋常呢?我們說,它們是復制基因。在人類可即的宇宙里,物理定律應該是無處不適用的。有沒有這樣一些生物學的原理,它們可能也具有相似的普遍適用的性質?當宇航員飛到遙遠的星球去尋找生命時,他們可能發現一些我們難以想象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但在一切形式的生命中——不管這些生命出現在哪里,也不管這些生命的化學基礎是什么——有沒有任何物質是共同一致的?如果說以硅而不是以碳,或以氨而不是以水,為其化學基礎的生命形式存在的話;如果說發現一些生物在–100℃就被燙死;如果說發現一種生命形式完全沒有化學結構而只有一些電子混響電路的話,那么,還有沒有對一切形式的生命普遍適用的原則?顯而易見,我是不知道的。不過,如果非要我打賭不可的話,我會將賭注押在這樣一條基本原則上,即一切生命都通過復制實體的差別性生存而進化的定律。[*]基因,即DNA分子,正好就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普遍存在的復制實體,也可能還有其他實體。如果有的話,只要符合某些其他條件,它們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種進化過程的基礎。

[*]我關于宇宙中所有生命都會按照達爾文主義進化的賭局現在在我的文章《普遍的達爾文主義》(Universal Darwinism)及《盲人鐘表匠》的最后一章中得到了更完善的論證。我指出所有曾經出現過的達爾文主義替代物從原理上來說就不可能解釋那有組織的復雜生命。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論斷,并不需要基于任何我們知道的生命的細節。正因如此,它常被一些平庸到認為操作一根熱的試管(或冰冷的泥靴)就是作出科學發現的唯一方法的科學家所批判。一個批評者抱怨說我的主張是“哲學性”的,就好像這就是一個譴責。無論哲學性與否,事實是無論他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在我的文章里找出任何問題。并且像我所做的這樣的“原理上的”主張,并非和現實世界沒有絲毫關系。這些主張可以比那些基于特定研究的主張更加有影響力。如果這些主張是正確的,那其中的理由就告訴了我們關于宇宙任何地方的生命的一些重點。實驗室里的或野外的研究都只能告訴我們那些我們在這里發現的那類生命的信息。

但是難道我們一定要到遙遠的宇宙去才能找到其他種類的復制基因,以及其他種類的隨之而來的進化現象嗎?我認為就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最近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復制基因。它就在我們眼前,不過它還在幼年時代,還在它的原始湯里笨拙地漂流著。但它正在推動進化的進程,速度之快已為原來的基因所望塵莫及。

這種新湯就是人類文化的湯。我們需要為這個新的復制基因取一個名字。這個名字要能表達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單位或模仿單位的概念。“Mimeme”這個詞出自一個恰當的希臘詞詞根,但我希望有一個單音節的詞,聽上去有點像“gene”(基因)。如果我把“mimeme”這個詞縮短成為meme(覓母),[*]切望我的古典派朋友們多加包涵。我們既可以認為meme與“memory”(記憶)有關,也可以認為與法語Même(同樣的)有關,如果這樣能使某些人感到一點慰藉的話。這個詞念起來應與“cream”合韻。

[*]“覓母”這個詞語似乎成了一個很好的覓母。它現在有著廣泛的應用,并且已經在1988年入選未來版本牛津英語詞典考慮加入的詞匯列表中的一員。這使我在反復說我在人類文化方面的野心渺小到幾乎不存在時更加不安。我真實的志向完全在另外一個方向上,我也承認這些志向有點大。我想要主張對于有著微小錯誤的自我復制實體,一旦它們誕生在宇宙任何一個角落,它們就有了幾乎無限的能力。這是因為它們傾向于成為達爾文選擇的基礎,只要有足夠的世代,達爾文選擇能夠逐漸地建造出非常復雜的系統。我相信在適當的條件下,自我復制者們會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建立能夠帶著它們運動以及能促進它們進一步復制的系統或者是機器。《自私的基因》前十章主要關注于復制者中的一種,即基因。我在最后一章中討論覓母是為了使復制者更加地一般化,也為了指出基因并不是這個重要類別中唯一的一員。我并不清楚人類文化環境是否真的擁有能使達爾文主義運轉的要素。但通常這都是我的次要關注。如果讀者選取這本書時覺得DNA分子并不只是滿足達爾文主義進化的唯一實體,那么第十一章就可能會獲得成功。我的目的是把基因切得更小,而非要重構一個關于人類文化的宏大理論。

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覓母。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覓母通過從廣義上說可以稱為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個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一個科學家如果聽到或看到一個精彩的觀點,他把這一觀點傳達給他的同事和學生。他寫文章或講學時也提及這個觀點。如果這個觀點得以傳播,我們就可以說這個觀點正在進行繁殖,從一些人的大腦散布到另一些人的大腦。正如我的同事漢弗萊(N. K. Humphrey)對本章一份初稿的內容進行概括時精辟地指出的那樣:“覓母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有生命力的結構,這不僅僅是比喻的說法,而是有其學術含義的。[*]當你把一個有生命力的覓母移植到我的心田上時,事實上你把我的大腦變成了這個覓母的宿主,使之成為傳播這個覓母的工具,就象病毒寄生于一個宿主細胞的遺傳機制一樣。這并非憑空說說而已。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死后有靈的信念’這一覓母事實上能夠變成物質,它作為世界各地人民的神經系統里的一種結構,千百萬次地取得物質力量。”

[*]DNA是硬件中自我復制的部件。每一個部件都會有一個特定的結構,該結構有別于其他競爭者。如果大腦中的覓母是基因的一個類比,它們必須是一個自我復制的腦部結構,一個能在不同大腦中重建自身的真實神經連接的形式。我總是覺得很難大聲地說出這一點,因為我們對大腦的了解遠遜于基因。因此我們必然對那樣的大腦結構究竟是什么樣感到很模糊。所以當我最近收到一份由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胡安·德利厄斯(Juan Delius)所寫的文章時,我感到十分地放松。不像我,德利厄斯并不需要感到自卑,因為他是一名著名的腦科學家而我完全和腦科學不沾邊。因此,我很高興他能夠勇敢地發表一個可能是覓母的神經硬件的詳細圖片來證明這一點。他所做的很多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以遠比我更刨根問底的態度去探索覓母和寄生蟲的類比,更準確地說,寄生蟲在這里是指以有害的寄生蟲為一個極端,有益的“共生體”為另一個極端組成的整體。因為我自己對寄生蟲基因對宿主行為的“延伸的表現型”效應的興趣(請看本書第十三章以及《延伸的表現型》的第十二章),我很熱衷于這個想法。順便說一句,德利厄斯強調了將覓母和它們的效果(“表現型”)的清晰區分。他也反復強調了共適應的覓母組合體的重要性,在其中覓母是根據它們的共同適應性而被選擇的。

讓我們研究一下“上帝”這個概念。我們不知道它最初是怎樣在覓母庫中產生的。它大概經過許多次的獨立“突變”過程才出現。不管怎樣,“上帝”這個概念確實是非常古老的。它怎樣進行自身復制呢?它通過口頭的言語和書面的文字,在偉大的音樂和偉大的藝術的協助下,進行復制傳播。它為什么會具有這樣高的生存價值呢?你應當記住,這里的“生存價值”不是指基因在基因庫里的價值,而是指覓母在覓母庫里的價值。這個問題的真正含義是,到底是什么東西賦予了“上帝”這一概念在文化環境中的穩定性和滲透性(penetration)?上帝覓母在覓母庫里的生存價值來自它具有的巨大心理號召力。“上帝”這一概念對于有關生存的一些深奧而又使人苦惱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表面上好像是言之有理的答案。

它暗示今世的種種不公平現象可以在來世中得到改正。上帝伸出了“永恒的雙臂”來承受我們人類的種種缺陷,宛如醫生為病人開的一味安慰劑,由于精神上的作用也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上帝這個偶像之所以為人們所樂于接受,并一代一代地在人們大腦里復制傳播,其部分理由即在于此。我們可以說,在人類文化提供的環境中,上帝這個形象是存在于具有很高生存價值或感染力的覓母形式中的。我的一些同事對我說,我這種關于上帝覓母的生存價值的說法是以未經證實的假設作為論據的。

歸根到底,他們總是希望回到“生物學上的優越性”上去。對他們而言,光說上帝這個概念具有“強大的心理號召力”是不夠的。他們想知道這個概念為什么會有如此強大的心理號召力。心理號召力是指對大腦的感召力,而大腦意識的形成又是基因庫里基因自然選擇的結果。他們企圖找到這種大腦促進基因生存的途徑。

我對這種態度表示莫大的同情,而且我毫不懷疑,我們生就現在這個模樣的大腦確實具有種種遺傳學上的優越性。但我認為,我的這些同事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自己的假設所根據的那些基本原則,就會發現,他們和我一樣都在以未經證實的假設作為論據。從根本上說,我們試圖以基因的優越性來解釋生物現象是可取的做法,因為基因都能復制。原始湯一分子具備能夠進行自身復制的條件,復制基因就開始繁盛了起來。30多億年以來,DNA始終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復制基因。但它不一定要永遠享有這種壟斷權。新型復制基因能夠進行自我復制的條件一旦形成,這些新的復制基因必將開始活動,而且開創自己的一種嶄新類型的進化進程。這種新進化發軔后,完全沒有理由要從屬于老的進化。原來基因選擇的進化過程創造了大腦,從而為第一批覓母的出現準備了“湯”。能夠進行自我復制的覓母一問世,它們自己所特有的那種類型的進化就開始了,而且速度要快得多。遺傳進化的概念在我們生物學家的大腦里已根深蒂固,因此我們往往會忘記,遺傳進化只不過是許多可能發生的進化現象之中的一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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