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小說

第二章 復制基因 · 2

[英]理查德·道金斯2018年11月2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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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到達了一個具有全都一樣的復制品的大種群的階段。現在,我們必須指出,任何復制過程都具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它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它準會發生差錯。我倒希望這本書里沒有印刷錯誤,可是如果你仔細看一下,你可能會發現一兩個差錯。這些差錯也許不至于嚴重地歪曲書中句子的含義,因為它們只不過是“第一代”的錯誤。但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印刷術尚未問世之前,如福音之類的各種書籍都是手抄的。以抄寫書籍為業的人無論怎樣小心謹慎,都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些差錯,何況有些抄寫員還會心血來潮,有意“改進”一下原文。如果所有的抄寫員都以同一本原著為藍本,那么原意還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歪曲。可是,如果手抄本所依據的也是手抄本,而后者也是抄自其他手抄本的話,那么謬種就開始流傳、積累,其性質也更趨嚴重。我們往往認為抄寫錯誤是樁壞事情,而且我們也難以想象,在人們抄寫的文件中能有什么樣的錯誤可以被認為是勝于原文的。當猶太圣典的編纂人把希伯來文的“年輕婦女”誤譯成希臘文的“處女”時,我想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的誤譯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為圣典中的預言變成“看哪!一個處女將要受孕并且要養一個兒子……”[*]不管怎樣,我們將要看到,生物學的復制基因在其復制過程中所造成的錯誤確實能產生改良的效果。對生命進化的進程來說,產生一些差錯是必不可少的。原始的復制基因在復制拷貝時其精確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今天,它們的后代DNA分子和人類所擁有的最精密的復印術相比卻是準確得驚人的。然而,差錯最終使進化成為可能。原始的復制基因大概產生過多得多的差錯。不管怎樣,它們出過差錯是確定無疑的,而且這些差錯是積累性的。

[*]一些憤怒的讀者致函質問我關于在那部神圣的預言書中把“年輕婦女”誤譯為“處女”的事情,并要求我給出答復。傷害宗教感情在現在是一件很危險的行為,所以我最好還是給出一個答復。其實對于那些不能經常在真正學術的腳注中得到滿足的科學家來說,這是一件好事。事實上,這一點對于研究《圣經》的學者是眾所周知的,也并不會受到他們的反駁。《以賽亞書》中的希伯來詞是(almah),這個詞的含義肯定是年輕婦女,沒有任何關于處女的暗示。如果想要表達處女,則應該使用(bethulah)(模棱兩可的英文單詞“maiden”就展示了混淆這兩個含義是多么的容易。)這個“突變”發生于基督教以前的希臘文《舊約全書》,在其中almah被譯為(parthenos),而后者的含義通常是處女。當《馬太》(當然不是那位與耶穌同一時代的使徒,而是福音記錄者在其后很久寫作而成)說“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正統英譯本)時,他引用了看起來是希臘文《舊約全書》衍生而來的《以賽亞書》(因為15個希臘單詞中只有兩個不同)。在基督教學者中,大家廣泛接受關于耶穌為處女所生這個故事是一個后來的篡改。這大概是由一些說希臘語的信徒帶來的,以使這個(誤譯的)預言看起來是實現過的。在一些現代《圣經》版本中,《以賽亞書》里已經譯為了“年輕婦女”(young woman),例如《圣經》英語新譯本。在《馬太福音》中,處女則被正確地保留了,因為在這里它們是由希臘原文翻譯而來。

隨著復制錯誤的產生和擴散,原始湯中充滿了由好幾個品種的復制分子組成的種群,而不是清一色的全都一樣的復制品,但都是同一個祖先的“后裔”。它們當中會不會有些品種比其他品種擁有更多的成員?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的。某些品種由于內在的因素會比其他品種來得穩定。某些分子一旦形成后就安于現狀,不像其他分子那樣易于分裂。在湯里,這種類型的分子會相對地多起來,這不僅僅是“長壽”的直接邏輯后果,而且因為它們有充裕的時間去復制自己。因此,“長壽”的復制基因往往會興旺起來。如果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話,就會在分子的種群中出現一種壽命變得更長的“進化趨向”。

但其他條件可能是不相等的。對某一品種的復制基因來說,它具有另外一個甚至更為重要的、為了在種群中傳布的特性。這就是復制的速度或“生育力”。如果A型復制分子復制自己的平均速度是每星期一次,而B型復制分子則是每小時一次,顯而易見,不需多久,A型分子就要大為相形見絀,即使A型分子的“壽命”再長也無濟于事。因此,湯里面的分子很可能出現一種“生育力”變得更強的“進化趨向”。復制基因分子肯定會選擇的第三個特性是復制的準確性。假定X型分子與Y型分子的壽命同樣長,復制的速度也一樣快,但X型分子平均在每10次復制過程中犯一次錯誤,而Y型只在每100次復制過程中犯一次錯誤,那么Y型分子肯定要變得多起來。種群中X型分子這支隊伍不但要失去它們因錯誤而養育出來的“子孫”,還要失去它們所有現存或未來的后代。

如果你對進化論已有所了解的話,你可能會認為上面談到的最后一點似有自相矛盾之嫌。我們既說復制錯誤是發生進化的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但又說自然選擇有利于高精確度的復制過程,如何能把這兩種說法調和起來?我們認為,總的說來,進化在某種含糊的意義上似乎是件“好事”,尤其是因為人類是進化的產物,而事實上沒有什么東西“想要”進化。進化是偶然發生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盡管復制基因(以及當今的基因)不遺余力地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莫諾(Jacques Monod)在他紀念斯賓塞[*]的演講中出色地闡明了這一點。他以幽默的口吻說:“進化論的另一個難以理解的方面是,每一個人都認為他理解進化論!”讓我們再回到原始湯這個問題上來,現在湯里已存在一些分子的穩定品種。所謂穩定的意思是,那些分子要么本身存在的時間較長,要么能迅速地復制,要么能精確無誤地復制。朝著這三種穩定性發展的進化趨向是在下面這個意義上發生的:如果你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分別從湯中取樣,后一次的樣品一定含有更大比例的壽命長或生育力強或復制精確性高的品種。生物學家談到生物的進化時,他所謂的進化實質上就是這個意思,而進化的機制是一樣的——自然選擇。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哲學家,進化宇宙論學者。——譯者注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把原始的復制基因分子稱為“有生命的”呢?那是無關緊要的。我可以告訴你“達爾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而你可能會說“不,牛頓才是最偉大的嘛”。我希望我們不要再爭論下去了,應該看到,不管我們的爭論結果如何,實質上的結論都是不受影響的。我們把牛頓或達爾文稱為偉大的人物也好,不把他們稱為偉大的人物也好,他們兩人的生平事跡和成就都是客觀存在的,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同樣,復制基因分子的情況很可能就像我所講的那樣,不論我們是否要稱之為“有生命的”。我們當中有太多的人不理解詞匯僅僅是供我們使用的工具,字典里面的“有生命的”這個詞并不一定指世上某一樣具體的東西。不管我們把原始的復制基因稱為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它們的確是生命的祖先;它們是我們的締造者。

論點的第二個重要環節是競爭。達爾文本人也強調過它的重要性,盡管他那時講的是動物和植物,不是分子。原始湯是不足以維持無限量的復制基因分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地球的面積有限,但其他一些限制性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的想象當中,那個起著樣板或模型作用的復制基因浮游于原始湯之中,周圍存在大量復制所必需的小構件分子。但當復制基因變得越來越多時,構件因消耗量大增而供不應求,成為珍貴的資源。不同品種或種系的復制基因必然為了爭奪它們而互相搏斗。我們已經研究過什么因素促進那些條件優越的復制基因的繁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條件差一些的品種事實上由于競爭的結果而變得日漸稀少,最后它們中間一些品系難逃絕種的命運。復制基因的各品種之間發生過你死我活的搏斗。它們不知道自己在進行生存斗爭,也不會因之而感到煩惱。復制基因在進行這種斗爭時不動任何感情,更不用說會引起哪一方的厭惡感了。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的確是在進行關乎生死存亡的斗爭,因為任何導致產生更高一級穩定性的復制錯誤,或以新方法削弱對手的穩定性的復制錯誤,都會自動地得以延續下來并成倍地增長。改良的過程是積累性的。加強自身的穩定性或削弱對手穩定性的方法變得更巧妙,更富有成效。一些復制基因甚至“發現”了一些方法,通過化學途徑分裂對方品種的分子,并利用分裂出來的構件來復制自己。這些原始肉食動物在消滅競爭對手的同時攝取食物。其他的復制基因也許發現了如何用化學方法,或把自己裹在一層蛋白質之中來保衛自己。這也許就是第一批生命細胞的成長過程。復制基因的出現不僅僅是為了生存,還是為它們自己制造容器,即賴以生存的運載工具。能夠生存下來的復制基因都是那些為自己構造了生存機器以安居其中的復制基因。最原始的生存機器也許僅僅是一層保護衣。后來,新競爭對手陸續出現,它們擁有更優良、更有效的生存機器,因此生存斗爭隨之逐漸激化。生存機器的體積越來越大,其結構也漸臻復雜。這是一個積累和漸進的過程。

隨著時間的推移,復制基因為了保證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計謀也逐漸改進,但這種改進有沒有止境呢?用以改良的時間是無窮無盡的。一千年的變化會產生什么樣的怪誕的自我保存機器呢?經過40億年,古代的復制基因又會有怎樣的命運呢?它們沒有消失,因為它們是掌握生存藝術的老手。

但在今日,別以為它們還會浮游于海洋之中。很久以前,它們已經放棄了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們群集相處,安穩地寄居在龐大的步履蹣跚的“機器人”體內,[*]與外界隔開來,通過迂回曲折的間接途徑與外部世界聯系,并通過遙控操縱外部世界。它們存在于你和我的軀體內,它們創造了我們,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心靈,而保存它們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這些復制基因源遠流長。今天,我們稱它們為基因,而我們就是它們的生存機器。

[*]這段華美的語言(一個罕見的,好吧,比較罕見的溺愛)被幸災樂禍般地不斷引用再引用,用來證明我狂熱的“基因決定論”。其部分原因隱藏在對“機器人”一詞流行卻錯誤的理解。我們正處于一個電子學的黃金時代,機器人不再是僵直死板與低能的,恰恰相反,它們已經有了學習能力、智力與創造力。諷刺的是,就算在1920年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創造這個單詞時,“機器人”其實是指一個能有人類情感的機器,例如能夠墜入愛河。那些認為機器人從定義上就比人類更加“確定”的人都有些思維混亂(除非他們是有宗教信仰的,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堅持認為比起機器,人類收到了來自神明的關于自由意愿的饋贈)。就像很多對我“步履蹣跚的機器人”這段的批評者一樣,如果你也不信教,那么你就該直面接下來這個問題。如果不是一個機器人,盡管這個機器人十分復雜,那么你究竟認為自己是一個什么?我在《延伸的表現型》第15-17頁討論了所有這些內容。

這些錯誤被另一種有效的“變異”所積累。正如從神學來看,耶穌應該由處女所生有其必要性,從惡魔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稱職的“基因決定論者”都必須相信基因“控制”了我們行為的每一個方面也有著相同的必要性。我寫到關于那些基因復制者:“他們創造了我們,身體以及思想”(20頁)。這句話像意料中的一樣被誤引用為【例如在由羅絲(Rose)、卡明(Kamin)和列萬廷(Lewontin)所著的《不在我們的基因里》(Not in Our Genes)里,以及之前的一篇列萬廷的學術論文中】“[他們]控制著我們,身體以及思想”(強調是我加的)。從我的章節上下文來看,我認為我想表達的顯然是“創造”,而這與“控制”風馬牛不相及。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出這點來,這是一個事實,基因并沒有像被批評為“決定論”那樣強烈地控制著它們的創造物。每一次我們使用避孕措施的時候,我們就輕易地(好吧,相對輕易的)藐視著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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